
方志敏烈士牺牲以后,老母亲过着悲惨的生活,十四年后,新中国成立,老人家被接到北京,总理安排人给老母亲刻了一枚“方志敏母”的印章,告诉老人家,随便在哪里,有这枚章,缺什么就要。但是,这枚章一辈子没有用过,老人家说,用这上面的东西,就像喝儿子的血一样。
1935年8月6日,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被国民党杀害,那年他三十六岁。消息传到弋阳老家,天就跟塌了一样。方志敏的爹早就病死了,他弟弟方志慧也在革命中牺牲了,他媳妇缪敏被抓进监狱判了无期,家里就剩下一个老太太,带着几个孙子孙女,最大的不过十来岁。
国民党的人到处抓红军家属,老太太没办法,只能带着孩子躲进弋阳的大山里。山里有洞就钻山洞,没山洞就搭个草棚子。下雨天,草棚子漏雨,几个人挤在一块,用身子护着孩子。冬天冷得不行,就把干草塞进衣服里,捆紧了凑合着过。
吃饭是最要命的。
没有粮食,就去田埂边捡螺蛳,水沟里摸鱼虾。没有菜,就挖野菜,捋榆树叶。最难的时候,连这些都找不到,就只能吃瘪谷。有人劝老太太,出去讨饭吧,好歹能活命。
老太太摇头。她立下两条规矩:第一,不许乞讨;第二,绝不拿国民党一分钱。
这话听着硬气,可日子是真难熬。老太太白天带着孩子挖野菜、捡柴火,晚上就着松明子纺线。她年轻时候学过纺纱,这会儿捡起老手艺,把野麻搓成线,再织成粗布,托人带下山换点盐和粮食。她的手磨出了老茧,指头磨出了血,腰弯得直不起来,眼睛也熬坏了,可她从来不叫苦。
孩子们饿得哭,她就抱着他们,说别哭,红军会打回来的,你爹你叔不会白死。
那时候红军已经走了,走了很久。有人说红军早被打散了,不会再回来了。老太太不信。她说我儿子临死前写过,说中国有个光明的前途,我信我儿子。
1949年,红军真的打回来了。
那年春天,老太太还在山上挖野菜,忽然听见山脚下锣鼓喧天。她站直了身子往下看,看见一支队伍开过来,红旗飘飘,人们喊着口号。有人跑上山来,喘着粗气说,方妈妈,红军回来了!解放军来了!您儿子当年的战友回来了!
当年和方志敏一起闹革命的邵式平,这时候当了江西省的省长。他派人把老太太从弋阳接到南昌,好吃好喝招待着,给她安排了房子,配了保姆,说您老苦了这么多年,该享福了。
老太太住不惯。她不会用抽水马桶,不会用电灯,一按开关就吓一跳。她嫌房子太大,空荡荡的,不如山里的草棚子踏实。她还是穿着那身补丁摞补丁的衣服,还是想自己动手干活。保姆要帮她洗衣服,她不让,说我自己有手有脚,不用人伺候。
后来她又去了北京。总理亲自过问这件事,说方志敏同志是为革命牺牲的,他的母亲就是国家的母亲,要好好照顾。有人提议给老太太刻一枚印章,上头刻着“方志敏母”四个字。总理说好,刻一枚,交给老太太,告诉她老人家,这枚章子走到哪儿都管用,缺什么,就拿这章子去领,没人敢不给。
印章刻好了,是块上好的青田石,四个字端端正正。工作人员把章送到老太太手里,把话原样转述了一遍。
老太太接过章,翻来覆去看了半天,没说话。
后来她把这枚章收起来了,收在一个小木盒里,压在箱子最底下。
从那以后,她一次都没拿出来用过。
政府在南昌给她分了房子,她住着。每个月有生活费,她收着。逢年过节有人来看她,带点东西,她也接着。可她从来没跟人提过那枚章,更没拿着它去要过任何东西。
有人问她,为啥不用?总理亲口说的,用了不犯法。
老太太沉默了很久,说了一句让人半天接不上话的话。她说,用这章上的东西,就像喝我儿子的血一样。
她说,我儿子干革命,图的是什么?不就是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吗?他当那么大的官,手里过几百万银元,可他自己每天只花七分钱伙食费。我千里迢迢去找他借点钱买盐,他掏遍口袋掏不出一分。他不是没有钱,是不敢动公家一分一毫。他跟我说,娘,这钱是革命的,不是我的。我那时候就懂了,我儿子当的是穷人的官,不是给自家捞好处的官。
她说,现在他死了,我拿着他的名头去要这要那,那不是给他脸上抹黑吗?我多拿一分,别人就少得一分。那些东西是老百姓的血汗,是国家的。我不能让我儿子在九泉之下闭不上眼。
晚年的日子里,老太太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。她穿着带补丁的衣服,自己缝自己补。她想出去找点活干,帮人洗洗衣服、缝缝补补,换几个零花钱。身边的人劝她,您都这么大年纪了,还折腾什么?政府养着您呢。她说不干活心里不踏实,手闲着难受。
1957年,老太太去世了。
临走前,她让人把那个小木盒拿来,打开,取出那枚印章,看了一会儿,又放回去。她说,这个跟我一起埋了吧,用不着了。
那枚印章随着她进了土,一次都没有真正派上用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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